我們現在提到日本，仍然會有較深的偏見，二戰中，日本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和苦痛不僅是空前的，相信也是絕后的。這種深遠的影響甚至讓半個世紀后我們這一代的很多人仍舊難以釋懷，尤其是近年來日本和中國的沖突和矛盾時有發生，這些事件總會讓我們聯想到半個世紀前日本在中國犯下的罪行。可是，如果我們真的拋開仇恨，以一個冷靜的視角看日本，似乎可以理解他們的一些作為和行動。當然，這不是說無視他們的惡劣行徑，只不過只有深刻剖析日本文化和所謂的日本精神我們才能以公正客觀的態度對日本人進行評判。

　　日本，一個小小的彈丸之地，一個資源極度匱乏的島國，一手造就了一場世界大戰，另一手造就了二戰后世界最大的經濟奇跡。戰時的日本為什么要扮演令人發指的侵略者？日本的野心到底多大，真的想吞掉美國嗎？成為唯一一個被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后，又是怎樣復興崛起的？二戰后經濟衰退、政局混亂的日本是否還秉持著大國情懷？《菊與刀》這本書是我看過的最難讀下去的一本書，文字枯燥，語言生硬，但當我真的讀完了，又感覺受益良多，上述問題都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答案。“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與“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個西方人的冷靜視角，通覽日本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細致的地方，又將它置于東方文化與太平洋島嶼文化的人類文化學視野里。時至今日，本尼迪克特被公認為歷史上最懂日本人的作者，這本書被公認為史上描寫日本文化第一書。

　　一位嚴謹的評論家論及日本人以外的其他族裔，他不會說他們空前的禮貌，又加上一句：“但是他們蠻橫、驕傲自大。”當他說到他們在行為上無比刻板時，他不會補充：“但是他們很容易接受激烈的革新。”當他認為他們溫馴時，他不會過多的解釋他們并不容易接受上級的控制；他不會既說他們高貴寬厚，又聲明他們粗魯、睚眥必報；也不會既說他們勇敢異常，又細述他們的怯懦、不堅定；也不會既說他們不介意別人的意見、自行其是，有說他們極具是非心；也不會既說他們的軍隊中有著機器人般鐵的紀律，又描述軍隊中的士兵是如何不服從管教；也不會既說他們熱心于西方學識，又強調他們的極端保守；他不會寫一本書講述該民族是如何愛美，如何給予演員、藝術家以及培育菊花的藝術以崇高評價，又寫一本書來說明這個民族是如何醉心于刀劍文化和武士的至高榮譽。

　　然而這些矛盾在日本人身上都是千真萬確的。日本人既好斗又溫和；尚武又非常愛美；粗暴又非常有禮貌；刻板又非常懂得變通；溫順又非常叛逆；高貴又非常粗俗；勇敢又非常怯懦；保守又非常熱心于新事物；他們非常在意別人對他們行為的看法，而當別人對他們的過失一無所知時，他們心里會充滿罪惡感；他們的士兵受到了徹底的訓練，卻又具有反抗性。

　　日本人在戰爭中的信條是“精神勝于物質”。英雄飛行員中彈后用“精神力量”完成匯報工作、訓練用精神抵御困倦和饑餓等廣播宣傳深得日本人心，但這在戰爭中的美國人看來這些都是無稽之談。日本人在傳回本國的戰爭中的影像從來不是勝利凱旋的歡呼場面，而是諸如在泥濘中行軍、軍隊死傷慘重的場面，這在我們看來完全是反對戰爭的宣傳視頻，在日本人看來卻是戰爭在意料之中，事態在順利發展，軍民必須齊心作戰。

　　天皇是日本軍民崇拜的對象，在他們看來無天皇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日本人在戰爭中的犧牲精神是“遵圣意”，反對戰爭的日本人會批評軍隊最高司令，但他們不會批判天皇。日本人的軍醫在軍隊中總是優先救治美國俘虜而不是本國士兵，本國士兵重傷時會被軍醫射殺或自殺，但美國戰俘卻有著醫生治療。日本人在戰爭中實行不投降政策，他們視投降為巨大恥辱，但他們一旦不得不被俘獲，他們就會做一名模范戰俘，忠誠于敵對勢力。他們的行為準則是：選擇了一條道路，便全力以赴，一旦失敗，便會自然地改弦易轍。

　　日本人講求各得其所，他們信賴等級制和秩序。日本人對于等級制的信心建立在對于個人與他人、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業已形成的整套觀念的基礎上。中日兩國都崇尚孝道，但中國人的“孝”建立在宗族組織之上，這就要求中國人人有姓氏。可直到十九世紀，日本只有貴族家庭和武士才被允許使用姓氏，上流社會才有族譜。在過去，日本人并不是效忠于宗族集團而是封建領主，一個人與他的藩聯系在一起。“各得其所”不僅意味著輩分的差異，還意味著年齡和性別的差異，每個日本人都在家庭中學習等級制習慣，并把他們所學的運用到政治和經濟等更廣闊的領域。縱觀日本的整個國家的歷史，日本是一個特權階級盛行的社會，尊重階級特權始終是日本生活的基本準則。

　　宣告近代日本到來的號角聲是“尊王攘夷”。明治維新使日本在各個方面進行了改革，變革并不打算削弱等級制度，只是簡化了等級制度，天皇被推上權力之巔。“各得其所”仍然奏效，只不過市、町、村的地方行政權力也得到了承認。日本雖然學習了歐洲的君主立憲，卻沒有進行觀念上的革新，他們認為等級制和秩序仍然是傳統社會留下的精華。所以，在社會的表面運轉上日本西化了，可深層次下的傳統運轉機制仍在延續。

　　日本人認為自己是歷史和社會的負債者。日本人強調“恩”，包括對祖先和同時代的人的“恩”。首先，日本人都蒙受“皇恩”，即欠天皇之債。日本人認為，神風隊員每次自殺式攻擊都是在回報皇恩，為守衛太平洋島嶼而戰死也是在回報浩蕩的“皇恩”。日本人也承認父母、老師和主人的恩，他們必須在未來報恩以還債。也就是說，日本人接受他人的援助必須附有條件，才能接受這種幫助，并在之后合適的時機“報恩”。報恩倫理觀在日本社會順利推行，使得日本人毫無怨言地履行各種義務。“受恩”不是美德，“報恩”才是。日本人把“報恩”分成不同的范疇，有義務和情義之分，他們都是無條件承受的。在日本，行孝可能意味著要忍受很多，兒女忍受父母的一切，兒媳忍受婆婆的一切。同時還要對天皇“盡忠”，當天皇下令開戰，日本軍民奮不顧身；當天皇宣布投降，舉國服從，甚至禮貌歡迎來占領日本的美國軍隊。

　　“情理”對日本人來說是最難承受的。履行義務理所應當，但報答“情理”則充滿著不快。岳父和公公是情理上的父親，岳母和婆婆是情理上的母親，撫養兒女是義務，而照顧侄子侄女則是情理。“情理”的定義中有“不愿意”的意思，但是人們為了避免可怕的譴責：“你是一個不懂情理的人”，而不惜一切代價報答情理。情理還類似于借錢，隔得時間越久，之后報答情理的程度就要像漲利息一樣增加。

　　當日本人蒙羞受辱，他們不得不為自己洗刷污名。這在日本是一種美德，一個正派的人對侮辱的感受同對恩情的感受同樣強烈，都要認真回報。這種受侮辱和誹謗屬于“對名分的情理”范疇，追求“平衡”的復仇和沉著節制便是一種美德，女人分娩時不能大聲喊叫，男人勇于面對苦痛和危險，這些都是使自己名譽不受玷污的美德。過去，日本人洗刷污名會向他人復仇，今天，日本人更多的是折磨自己。日本人從小到大都盡量避免競爭以減少受辱的情況的發生，還有許多禮節規避名分受辱，他們堅信只要各個階級的人按規定行事，王子和農民可以得到同等的尊嚴。因為避免競爭，所以出國的日本人很難適應國外的競爭社會，他們會茫然不知所措，在眾人面前格外緊張。“對名分的情理”受損而折磨自己的極端行為就是自殺，他們覺得自殺可以成為保全名譽的最后手段。

　　像日本這種極端要求回報義務和自我約束的道德準則，似乎堅決認為身體的欲望是人內心的罪惡，這也是古典佛教恪守的教義，但日本的道德準則卻對感官享樂那樣寬容，這就更加令人驚異。他們把肉體享樂當作美術一樣培養，在他們充分享受之后，他們又會為了義務犧牲享樂。日本人最喜歡的身體上的小快樂是洗熱水澡，無論貧富，每天傍晚人們都會在洗凈身體之后浸泡于滾燙的熱水中，抱膝而坐，享受一種消極放任的藝術情趣，年齡越大，情味越濃。他們也重視強身，極端的方法就是沖涼水，這種方法被稱為“寒稽骨”或“水垢離”，暴露自己于嚴寒之中，也是為了強身。睡覺是日本人另一種嗜好，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能安然入睡。士兵連續行軍三天而只有十分鐘休息時間，日本軍官解釋道，士兵們已經知道如何睡覺，需要訓練的是如何不睡。與此類似，吃飯也要訓練，訓練如何挨餓。日本男子結婚后可以公開地出入妓院和與藝伎相處，妓院是廉價的性享樂場所，而藝伎則是經過訓練的美女，她們一般賣藝不賣身。日本美女秀美中透著一股英氣，光彩照人，麗若春梅綻雪，神如秋蕙披霜，兩頰融融，霞映澄塘，雙目晶晶，月射寒江。這種享樂是光明正大的，妻子甚至會恭送丈夫去藝伎之處享受感官快樂。

　　日本人不像我們這樣，認為世界是善良與邪惡斗爭之地，用他們的話說，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以及“人的感官世界”等許多世界構成的。日本人不通過整體評判一個人，而是說他“不懂孝道”或“不通情理”，他們會明確指出一個人的不足之處。日本人認為每個人的靈魂都閃著光輝，只不過靈魂如同一把刀，要勤于磨礪才會不失光澤，使自己的品行臻于至善。《四十七士》是日本廣為流傳的如何沖破道德的困境的經典故事，這里不再贅述。如果用一種品德代表日本道德準則的高度，日本人會選擇“誠”，其基本含義是，熱情地遵循日本道德準則和“日本精神”所指引的道路。無論“誠”在特定的環境下有多么特別的含義，均可理解為它是對公認的“日本精神”的某個側面的頌揚，或者是對日本道德準則所示指標的頌揚。在任何語言中，人們常用來表達失去或獲得自尊的語境，很能說明的他們的人生觀。在日本，“自重”是指“自我尊重”，當一個人說“你要自重”時，它的意思是說：“你必須精明地估計自身處境的所有因素，不做招致別人譴責或減少成功機會的事”，這常常是與我們所謂的“尊重自己”相反的意思。

　　日本關于自我修養的概念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培養能力，另一類則是培養比能力更多的東西，我們把第二類稱之為“圓熟”。修養是一種壓抑，個體會為這種對其愿望的壓抑感到憤恨。在我們看來這將會是一種自我犧牲，可日本人從來不認為存在自我犧牲，因為就像我上面講到的，日本本身有著“互惠”的約束力，存于其等級秩序之中，自我犧牲在他們看來是得到回報的必經之路。獲得駕馭生活的能力之后的修養是在追求“圓熟”，“圓熟”者全然意識不到“我正在做”，如同電流在電路中自由流動，游刃有余。這種境界即“一點”，英語中的“One-pointed”，行動完全與行為者腦海中浮現的景象一致。

　　日本人之所以性格和思維獨特，直接原因就是他們兒時的教育方式。日本兒童到達一定歲數要強制斷奶，他們在母親或者哥哥姐姐的背上長大。兒童常會受到父母的逗弄，當他們意識到這是開玩笑時，這種怕被人嘲笑的意識已揮之不去，成年人受人嘲笑時的感覺仍有童年時期的陰影。兒童時期和老年時期是日本人最自由的時期，這和我們小時受父母管制，老了受兒女約束，中年自己擁有最大的自由恰恰相反，日本男女兒童可以一起玩耍，大了之后則被分開，他們接受各種為了將來適應社會而設置的訓練，坐姿、睡姿、言行等等。這些訓練與之后在社會上的義務與情理同為一套體系，相輔相成。

　　自投降以來，日本經濟在戰后迅猛發展，一度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縱然近來被我國超越，我們依然不能否定日本人的厲害之處。一個像日本那樣在偷襲珍珠港前約十年時間里，把國民收入的一半用于軍備和維系軍隊的國家，一旦停止這類支出并逐步減輕取自農民的租稅，是完全可以為健全的經濟建立基礎的。在戰后的德國和意大利，都有盟國軍政府來管理，唯獨在日本，美國保留天皇，并利用日本政府和官員來代為管理，而且卓有成效，正是因為日本的這種獨特文化和國民性格。日本將軍國主義視為已經熄滅的光，如果世界上其他國家有這種軍國主義趨勢，日本很有可能蠢蠢欲動，想要死灰復燃。但災難性的教訓曾告誡日本人戰爭不是發展的可行之路，我們監視日本以防軍國主義復辟，日本也試圖證明他們將用和平的方式重回大國地位以保持榮譽。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這更多的是那些為了維護自尊的人喊出的最后口號，我們終究會為代表正義的失敗者惋惜，為代表正義的征服者喝彩！

　　李偉峰

　　2019年2月28日于哈爾濱